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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
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
因此于11月9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
略云:“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
并邀请四国公使于11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之答复。
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并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
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
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
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肆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
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
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
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
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
这是11月8日朱尔典通过陆徵祥向袁提出的计划,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
11月20日朱又找陆问回信,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
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
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
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洽商同盟的秘密消息。
据说同盟十年,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帝制,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团体。
这消息更使日本人愤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
同时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
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
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
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肯定其无,但不至扩大。
余可担保治安之责。
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
内地治安,可保无虞。
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
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
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
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
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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