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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袁身边最接近的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杨所介绍。
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
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则专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
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的意图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
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
四字是民国3年5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
奉此。
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
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
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
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
袁初意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
袁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担任最为适当。
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袁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却愿意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
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大家遂叫他们为“洪宪六君子”
。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
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大学士。
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
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
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到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因在武汉参加日知会而被捕。
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自封为外交部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他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
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
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甘与鸟兽同群。
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势：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
胡瑛和孙毓筠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糟蹋了自己，错过了留芳机会，变成了遗臭人物。
人的际遇真是难说。
刘师培原名光汉，在清末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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