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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
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
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故余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
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和；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
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第56章袁和国会交恶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似乎对敌人相当宽大，他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在国民党领袖和独立省区的国民党系军人身上，因此国民党仍能存在，国民党议员也仍能照常出席国会；而国会中国民党也占了相当大的多数，这实在是一件极为有趣的现象。
在当时大家都很难理解，因为袁并不是这么一个雍容而豁达大度的人。
可是不久，这个疑窦就被打破了，原来袁是要利用国会来选举正式总统，而国会中如果没有国民党，便不够法定的人数，所以才有这么“宽宏大量”
。
袁在总统选举法由国会公布时，就非常不快，他认为法律的公布权应该属于总统，立法机关不可直接公布。
只是当时他要委曲妥协，以待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所以不便显露出不满态度；而且因为他要在极短时间内，抢在双十节就职，所以更没有时间来进行争论。
但到了正式就任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国会争“法律的公布权”
。
当时北京的参众两院议员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议决草案十一章一百一十二条，提交宪法会议审议。
袁恐宪法不利于己，乃明白宣布：“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
在他就职不到一个星期，即10月16日遂提出增修《约法》案于众议院，全文如下：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矣。
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
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政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
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
……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
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餍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
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
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
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
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
查《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所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兹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
除《约法》公布在前，按照后颁法律，须即酌加修正者，如各条内之“临时”
字样，应请删除，“参议院”
字样，应请改为“国会”
字样，暨其余事实，业已变更，应行删除各条各项，由国会并案议决外，相应将提出增修条约法案，另缮清单，咨行贵院查照。
事关紧急，并希从速议决见复可也。
袁向众议院提出的“增修约法案”
，要把《临时约法》中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同时有应修正者三条，应追加者二条。
应修正的是原“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得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使节，得宣战、媾和及与外国缔结条约；但均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或取得参议院之同意。”
一条中，取消但书，使大总统无须取得国会同意，就能行使上述权力。
应追加的是：“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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