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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
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售，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
日前竟有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
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
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
宋教仁被刺后，凡牵连宋案的人都在后来不得善终，如：
武士英在监中糊里糊涂死去。
应桂馨在民国2年7月25日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逃到青岛躲避风声。
国民党讨袁战争（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应认为是个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
的通电。
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
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
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
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
10月20日他公然由青岛到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他的旧相识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
他写信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
的诺言，并且张开狮子大口要求给他“勋二位”
和现金50万元。
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
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他指着鼻子狂傲地说：“我应桂馨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样。”
这些话当然都传到袁的耳朵里。
由于应经常住在樱桃街胡翡云的班子里，民国3年1月18日晚上，有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来，刚巧这天晚上，应不住在这儿，四个大汉搜了一会儿便失望而去。
经此一搜，应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他虽然走得快，袁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他便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个侦探王双喜杀死。
至于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到民国6年，大家对宋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时，他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
当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销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
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向例绞刑是全尸，而洪受刑时绞机忽把他的头切了下来，实在是件怪事。
洪受审时，初仅判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绞刑。
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
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他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
袁听了更感厌憎，不过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
不到一个月，民国3年2月27日，这位袁的第一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怪角赵秉钧，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他死时才51岁。
继他出任天津都督的是朱家宝。
赵死后袁表面上装出非常悼惜的样子，送了一幅祭幛，写“怆怀良佐”
四字，上款题“智庵上将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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