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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
若必以此影射，锻炼成狱，则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
等语。
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
以上三端，言之有故，敢陈衷曲，用质高明，抑更有说者。
自武汉举义，彷徨受任，出领民部，又统一政府成立，始厕内务之席，猎总理之位，首尾年余，奉职无状，而于维持秩序，赞助共和，虽不敢告劳，亦幸免于罪。
不图野心枭桀，攘夺政权，借端发难，含血喷人，而盲从附和者，误信流言，愈滋疑窦，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
总之秉钧如果系谋杀共犯，供证确凿，自应束身司宪，无所逃刑，将来洪述祖到案，不难详加研讯，此时何凭与此案毫不相涉之二纸手书，便欲赴沪逮质，自蹈危机，区区之愚，殊难索解，知我罪我，惟命是听。
上海地方检察厅要票传赵秉钧，是5月8日的事，赵已于5月1日请准病假，国务总理是由段祺瑞代理。
赵既然抗传不到案，袁复命北京总检察厅长罗文干，令其宣称刺宋凶手为黄兴和陈其美。
5月16日有一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
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
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
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控谢是血光团团员，于是“血光团”
三字便不胫而走，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绘声绘影，一若雍正的血滴子。
北京地方检察厅便根据这个捏造的故事，票传黄兴到案对质。
这样一来，使得本已复杂动荡的局面，更增加戏剧性。
同时使一般不明底蕴的人民如坠五里雾中。
6月11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黄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
《国民》杂志社曾有一篇访黄的通讯稿，报导黄被票传后的光明磊落态度：
本社驻沪通讯员一日特访黄克强先生，谈及某党报纸诬蔑事，黄先生不禁唏嘘感慨而谓曰：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今之谓也。
但诬蔑我个人之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
通讯员又问及法庭召唤事，先生谓曰，是非自有公论，余辩亦无益，总期望大众常把中华民国四字放在心中，则幸甚矣。
言毕，唏嘘不置，忧国忧民亦云至矣。
北京国务院还发表了这么一个荒谬声明：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
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
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
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
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
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
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
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
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
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
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相，必不可得。
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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