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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
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
说的什么我全不懂。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
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
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
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
，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
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
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
。
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
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
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
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
，其实并非如此。
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
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
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
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
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
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
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
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
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
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
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
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
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
“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
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
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
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
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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