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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上谕：“山东省民心未宜，徐筹劝解镇抚之方。”
袁世凯抵任后即针对山东情势拟订治本和治标两途，治本是协力以调和民教；治标是绥靖地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袁正式补授山东巡抚，这时他的新军已经在山东境内布置妥当，而义和团在东昌、济南、泰安、曹州各府活动激烈。
袁乃大举整肃，一方面派道府督同县令绅耆，设法解散所有加入义和团的无知愚民；一方面令营队屯札梭巡，不许义和团再做活动，其著名凶悍滋事首领，则严缉惩办；一方面剀切发布命令，严禁义和团活动。
义和团的首领们见这位新巡抚既不像前任巡抚那样善待他们，同时所采行的措施又极严厉，于是纷纷率领徒众和军队自山东向河北、山西各地发展。
北京朝廷由于守旧派在慈禧面前力赞义和团，遂使义和团的势力逐渐控制了北京和天津。
袁世凯深知当极端守旧派包围慈禧时，是无法能够肃清义和团的，虽然明知义和团这种荒诞做法会惹出大乱子，可是无法加以阻止，只好保全山东一省独善其身。
所以，表面上只是劝诫义和团不要滋事，可是暗中则命令所有部属施用压力要把这类团民完全逐出山东。
自袁受任山东巡抚，山东全境遂一点也没有受到义和团的扰乱，旅居山东的洋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教堂都未受到骚扰，山东境内毫无战乱和流血。
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确实做到了划境自保，使得凡是信奉义和团或是憎恨洋人的老百姓都把袁恨入骨髓，有的说：“袁世凯要造反”
，有的说：“袁世凯是卖国贼”
。
袁世凯在山东时间并不长，可是凑巧因为义和团事件，使他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另眼相看。
慈禧被极端守旧派包围，使义和团举着“扶清灭洋”
的大旗在宫阙京畿四处活动，守旧大臣们的荒谬想法，是依恃义和团的乌合之众把洋鬼子完全赶出中国。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中旬，涞水拳民烧毁保定铁路，直隶总督裕禄派武官杨嗣同前往弹压，杨竟被戕于易州。
清廷派枢臣赵舒翘往涿州察看，赵回京后不敢把义和团多是市井无知愚民的真相向慈禧陈说。
五月十五日在京城内拳民把日本公使馆的书记杉山彬杀死，毁教堂杀教民，五月二十日并烧毁了正阳门。
五月二十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
大臣们跪满殿内，后至者乃跪于殿外。
慈禧和光绪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另一枢臣刚毅因出京考察未归，大臣们自南而北，排列若雁行跪地行一叩礼。
光绪诘责大臣为何不能弹压拳乱。
这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启奏说：“臣刚才见到董福祥，董愿请旨驱逐乱民。”
刘的话还未讲完，端王载漪便伸出大指厉声说：“好！
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法。”
刘永亨慑息，不敢置一词。
慈禧亦默然。
太常卿袁昶跪在殿外，乃抗声说：“臣袁昶有话上奏！”
慈禧命李莲英传袁入，袁乃详陈义和团是乱民，是乌合之众，不可依恃，纵令真有邪术，古今中外没有依赖邪术乱民可以成事的。
慈禧听了立即厉声问袁说：“你说法术不可恃，难道人心也不可恃吗？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我们所谈的就是人心，如果人心也失了，那如何立国？”
太后继续说：“现在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们大臣可从速奏来。”
大臣们意见莫衷一是，或言战，或言和。
慈禧乃派侍郎那桐和许景澄劝阻洋兵，同时安抚团民设法解散义和团，后面一点实在表示得很勉强，好像只是敷衍。
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恽毓鼎和朱祖谋见慈禧仍维护义和团，乃联同一齐，待大臣们退出时留后并向殿上朗声说：“臣等尚有话上奏。”
于是张亨嘉乃力言拳民当剿，只要能杀为首数人乱即可平。
张是福建人，语气又急，所说的话几乎完全听不清楚。
朱祖谋更问慈禧：“信乱民，敌西洋，不知倚何人主此大事？”
太后说：“我恃董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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