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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革命后的复杂形势，针对会党、宪党的政策又不统一，对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经验和应有的警惕。
光复成功，相当一部分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忙着在新的政权中瓜分利益，丧失了革命性和进取性，丧失了警惕，产生了骄傲情绪，不可一世。
很多军人更是恃功恣态，大权在手，骄傲异常、刚愎自用，动辄整队质问。
这样的行事，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组织，不坏事才怪。
而且，纷乱的不止一省，贵州、陕西、四川等都急待安定。
比如贵州，就要说到援鄂黔军。
按当时情况来说援鄂本无可厚非，但杨荩诚以一省都督被迫率师离去，在革命独立各省是很少见的，这意味着革命政权上层的分裂。
而摒弃新军而重新编组巡防队，贵州军政府行事在南方独立各省也可谓是咄咄怪事。
用陈文强的话说，贵州是一团混乱，目前执掌军政府的自党，原本是一个宪派团体，虽转型为革命团体，但并不彻底。
虽说贵州革命光复之过程极其顺利，但革命之后社会初定，贵阳各派势力云集，新军、同盟会人、会党、宪党、封建官僚、地主团练集团，龙蛇混杂。
而这些人正在拼命拉队伍，正如时人云:“满城庙宇及广大住宅皆为募兵地点，无业游民及小商贩，多报名应募。
当新兵列队至南厂时，应募者担犹在肩，篮犹在手，如此部队可成军乎？而如此乱象，只有等到几派斗争出个究竟，形势明朗了，才是临时政府有理由并且出手干涉的时候。
复兴会虽然有强军在手，实力雄厚，但面对革命之初的乱象，以及革命之后的发展建设，依然不敢全面铺开，关键还是财政的制约。
尽管有合资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帮助，可说到充裕，还不能如此断定。
而金融的威力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
而一个管理良好的纸币系统，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优势。
法定货币体制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控制起来也更为复杂，需要极为精确的计算。
当然，陈文强绝不是想通过急剧增发货币，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
虽然这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要“文明”
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而且，要实行现在国际通行的金本位体制，将难以避免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有可能遭到国际金融财团的恶意狙击。
尽管在现在的中国，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可预防是必要的。
而合资银行能够倾力帮助临时政府，正因为临时政府已经默许或承认了它的货币发行权，虽然临时政府也向合资银行派出了监督官员，但在实质上，正与欧美国家相类似，临时政府并不追求完全控股。
什么意思？很简单，欧美国家是由私人银行控制货币发放权，由银行家来左右政府行为，临时政府显然也不准备改变目前的状况，或者说是暂时无力改变。
没有了银行的支持，没有了金融手段，革命不会有这么大的声势，革命军也不会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实力，更不能对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造成威压。
钱，一切都是钱闹的。
理想虽然崇高，但最后还要落在这个最俗气的字眼上，谁也不例外。
现在，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便是为钱而来，但陈文强可不是什么善财童子。
张静江，北辰的财政顾问，前来打探虚实，看看北辰那雄心勃勃的二十万公里铁路建设能否有个开头。
铁路的建设是严重依赖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础行业，以美国为例，它的庞大的铁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的金钱才得以实现的。
而新政府的铁路建设计划虽然也很庞大，却因为要与列强谈判而耽搁下来。
当然，陈文强这位复兴会的财政总长正不务正业地玩着外交，根本还没有拿钱的打算。
“修铁路需要的是巨量资金，当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尽量减少利权的丧失，才是铁路没有立即动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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