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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被干部或公社社员占用了。
在安徽做的另一项调查揭露出同类的问题，甚至还有虚报下乡知青人数，目的不外是冒领经费。
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农具及家庭器皿用具等，有些被农民拿走了，有些损坏了，还有些是被知青带走了＇ 刘小萌，前引，页84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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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知青办与财政部为澄清财务的所有权在1979年4月联合发出了通知。
该份文件指明一切财物以及未动用的经费应优先分给还留在农村的知青。
至于剩余的房屋和物品，由县负责知青的部门代表国家折价处理，收回款项。
用这种财产变价收入应该用于帮助留下的知青。
如有余额，一部分留给县知青办使用，一部分上缴上级知青部门。
生产大队要得到知青财物的所有权，就得厘定折价款，那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队得跟进驻每个县的知青经费清理领导小组进行艰苦的协商。
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在国家、集体和群众三者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最后的决定就在这些小组的负责人手里。
在某些县，国家可以成功收回建房费的30…40％。
但在许多其他地方，农民总是尽量低估房价＇ 同上，页84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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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郊区，当年国家用375元盖的房子，后来折价只是17元。
那些房屋中，有四分之一是一块钱都收不回的＇ 《北京志 劳动志》，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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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农民干部索性拒绝付款，争辩说他们为知青付出了很多，还倒过来要收地租，因为当年划出过一部分土地办知青农场。
农具及其他物品一般都无偿转归大队。
总的来说，协商结果对地方集体有利，能够补偿下乡运动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国家只收回为知青付出的一小部分，而负责清理知青财务的部门就很满意，因为他们回收了未曾动用的经费和一小部分建房费。
这些款项可以使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作，并给留在当地的知青提供援助。
上山下乡运动的财政总结触目惊心，在对整个运动作评价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
根据知青办公室的统计，中央政府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拨付的经费总数为75亿元（其中大约7亿是用于1968…1979年间）＇ 顾洪章等，《始末》，页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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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看到，为这场运动投入更多资金的是集体事业机关单位。
地方政府以及工厂企业、行政机构为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所使用的经费并没有计算在内。
从1974年起这类补助开支金额特别高，据一些地方估算，这笔开支与国家财政部拨付的经费至少是相等的＇ 刘小萌，前引，页842，以及顾洪章等，《始末》，页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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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算来，总开支应达到150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知青办及各级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薪金与行政费用，还有几年积累下来达10万名的知青带队干部的工资也未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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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6年间的开支很有限，因此可以估计出1968…1979年间的开支为150亿元，占同时期国家开支的1。
6％。
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农村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同意为接待知青所付出的财力，也不包括成千上万的父母不得不为他们的知青子女而作出的金钱援助。
至于政府为帮助回城知青就业投放的大量资金，那就更难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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