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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
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
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见中共十大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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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
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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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
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
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
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
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
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
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
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
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 刘小萌，前引，页391，注释1。
实际上，有1万多上海人去了贵州；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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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
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 见本书图表1，页191。
＇，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
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
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
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
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
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
9％，1976年底上升到48。
1％＇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11。
见本书图表2，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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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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