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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 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
＇。
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
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
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
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
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
79元亿元，1974年8。
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
7亿元＇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309。
＇。
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
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
这不能说那是一项全新的政策。
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
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
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
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
了。
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
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
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
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
＇ 上海电台广播，1973年10月15日，刊于SWB，1973年10月19日。
＇。
这其实是“上海派”
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
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
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
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
。
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
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
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人民日报》1974年6月12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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