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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无意中建立了一种职务世袭，导致出消极的后果，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和积极性，还妨碍解决已超额的职工数量问题。
为了能抵销掉这些负面有害的后果，当局考虑到将来的经济效益，从1978年底实施“择优录取”
的招工办法。
最优秀的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一般的进入集体所有制单位，而其他的就被鼓励到郊区农场去。
这种模式强调新下乡运动的作用，但并不振奋人心，只可以看作是无业者的最后出路而已＇ 见关于上海形势的读者来信，载于《明报》198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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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仍滞留在乡间或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来说，推行考核制度是他们命运途中的又一打击。
他们当然比不过那些有幸读完所有中学基础课程的年青毕业生。
当年他们不但没能完成修业年限，就算在学校学了些知识也是杂乱无章的。
那个时期里，占优先地位的是学习毛选和参加政治斗争及体力劳动。
后来在乡下从事农业生产的那几年里，又把以前学过的一大部分忘记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双重的受害者。
有的知青说：“过去四人帮迫害我们，不给我们读书的机会。
现在招工又拿书来考我们，我们怎么总是倒霉？”
让他们和年青的毕业生竞争是很不合理的，更不公平的是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的那几年在这场选拔试中完全不予考虑，因此在很多地方知青采取游行请愿的方式表示抗议。
就算没人提及，事件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张铁生再世了，区别在于1979年的知青并没有否定考试这个原则，他们只是不满意当局无视他们的特殊经历。
不少地方的政府修改了最初的方案，用不同的方法来部分减轻知青的劣势＇ 刘小萌，前引，页8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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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1979与1980年为增加招工可能而采取的措施都相当有效，在此两年间总共提供了1800多万个职位＇ M。
Bonnin； 前引，页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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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因为也包括了临时工，但尽管这样，也能反映出招工人数实际上是提高了。
城市里的失业现象当然没有即刻消除，但是被控制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范围内。
当局其实很快就开始担忧失业对“社会气氛”
所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青年道德败坏及青少年犯罪＇ 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及1979年7月2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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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无业青年（不论是知青还是其他）的处境都是很艰辛的，还影响到各自家庭的生活水平，有些甚至处于赤贫之中。
根据1979年初对家中含一名长期失业青年的家庭的大规模抽样调查，10％的人每月所得低于15元人民币。
那些待业青年偶尔才能找到的小工，一般也只能让他们每天挣到七八毛钱＇ 刘小萌，前引，页8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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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回家时年龄已经相当大了，那么他们的境遇就更加难以忍受。
在北京，79年的头5个月里就录得80个因失业而自杀的个案。
很多人对领导不满，认为失业令他们对当局标榜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彻底产生怀疑。
另外，一些青年游手好闲、整日游荡，又贫困交加，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当时，城里各类罪案中的肇事犯罪分子，有23是待业青年和下乡知青＇ 同上，页8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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