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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解释说：“对知青来说，与去农村插队相比，在工厂工作的好处更多。
他们现在对工作有兴趣，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成为对四个现代化有贡献的人”
＇吉林电台广播，1980年7月25日，刊于SWB，1980年8月1日。
＇。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负责干部认为下乡运动的新办法太昂贵，对它进行资助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还不如拿来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生产更见效＇ 《人民日报》1980年9月17日第4版。
关于国家预算中下乡运动的经费，见本书，页204。
＇。
根据四川某县的一项调查，安置一名知青在知青农场需要1900元，安置在公社或大队的工厂需要1300元，但安置在乡镇集体企业只需500元＇ 《工人日报》1980年7月30日，第2版。
＇。
知青生活条件是从1973年开始好转的，而在1978到1979年间改善工作进行更快了。
对国家和城市企业来说，主要是额外的开支多了：增加安置费、发放社会福利、为农场购买土地＇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利用已废弃的“五七干校”
，而免除这项开支。
＇以及保证知青在农村依旧享有城市人口的供应。
尽管有了改善，花费了那么多钱，但新制度还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利用过去安置知青的经费来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工作，这个想法最初是邓小平1979年10月4日在一次省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5。
＇。
知青办的负责人于是准备了实行这项政策的方案。
根据他们的估算，未来几年里，如果每年只送70或者80万知青下乡，那么年开销就能控制在5亿元之内，那就是可以节省全国会议预计的每年投下10亿元资金的一半。
这笔款项可由财政部门直接转给劳动部。
实际上，后来预算给下乡运动的经费是拨到了负责招工的部门名下，而且比原来估计的多得多，因为下乡知青少了，那些负责人没想到运动那么快就刹车停运＇ 刘小萌，前引，页813。
＇。
农民的消极抵制也肯定起了作用，令官方改变了立场。
随着1980年的去集体化政策，农民有了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欲将无法接受的事情强加给他们，比起过去是难上加难。
在财政经费上略加安排调整固然可行，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单位都过于昂贵。
在这种情势下，当局开始放弃继续进行下乡运动的念头。
如同往常，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政策改变的高层决定，然而内容却不公开。
在1980年5月胡耀邦就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
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
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 他指的是对知青与国家两者都有害无益。
＇，现在要一举两得。”
谈到政府改转向的问题时，胡并不回避社会抵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回头看看上山下乡的做法，家庭不接受，农民不欢迎，社会有阻力。
＇ ＇我不说过去错了，过去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那样多的人下去，是有成绩的。
但是小孩子不愿当农民，就连去上海郊区也稳定不住。”
＇ 顾洪章等，《始末》，页195。
＇
得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某些省市才陆续宣布结束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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