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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始末》，页158。
＇。
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
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 同上，页151…152。
＇。
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
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
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 同上，页248。
＇。
虽然他们指望增加就业机会，但领导人也非常清楚，突然宣告停止下乡运动，然后让仍在农村的800多万知青大批返城，这一定会给城市带来严峻的问题，造成工作职位与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那是很危险的。
他们多次列举2000万这个数字，那是城镇工业上多余的劳动力＇ 纪登奎解释说，这个估计是按中国技术发展的水平计算的，若按发展国家的标准计算，可能多一倍；见顾洪章等，《始末》，页 160。
＇。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给城市多供应100亿斤商品粮＇ 同上，页155。
＇。
因此，最高领导人，联同领导小组与知青办，就决定逐步进行，缩小下乡范围，首先只让困难最多的知青回城，尤其是1972年底前下去的那些，而国营农场知青则不得回城，他们算是国家职工，所以不再需要分配＇ 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这一点在1978年2月12日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中确定下来；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52。
＇。
要让大家都能接受一部分知青得继续留在农村以及在“若干年”
内仍然有成批新的知青下乡，那就必须进行改善工作，会议将会提供细节。
负责人们当然知道，这份“理性”
的但又无法保证何时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是不会满足知青的要求的。
不过，重要的是不能承认下乡运动是一项错误的使知青受了害的政策，从而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哪怕是最激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
所以就决定，一方面对过去的政策以及知青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积极评价（承认某些问题是四人帮干扰造成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下乡。
副总理纪登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构里，总是有一个总理和好几个副总理。
当时，华国锋是总理，另外有13个副总理，邓小平是其中之一。
＇这样描述主要领导人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
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 顾洪章等，《始末》，页154。
＇。
私下里，这些高级领导人毫不犹豫地狠批毛派下乡运动的构思，全部归结为四人帮的毒害。
副总理李先念就宣称：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 可惜他从来都没有敢跟毛说 ＇。
＇ ＇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
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另一位副总理康世恩分析实用主义者的逻辑与毛派分子的逻辑不同在何处：
“知识青年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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