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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3张钞票存放在李庆霖居住的一个镇储蓄所的保险箱里。
李当年写信给毛主席时所用的桌子已经摇摇晃晃了,可他怎么也无法下决心把它处理掉。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19,以及胡发云等,《沧桑人生》,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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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6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
渠道的。
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
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做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 然而,这令莆田县的地方小干部勃然大怒,觉得那是针对着他们的。
随后他们就立即想法抹黑李庆霖父子,声言李欺骗了毛主席。
他们的顶头上司比较聪明,严厉批评他们的做法,把其中一人撤了职,另一人给调走了。
刘小萌,前引,页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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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1950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 李庆霖在1957年被插上了“白旗”
,因为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
他也无法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
。
多亏毛给了他复信,过去那一切都随风吹走了,再不会克扣他的工资了。
他加入了共产党,升任为县教育组副组长、知青办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四届人大常委、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福建省知青领导小组组长。
此外,他的家人也都沾了他的光:妻子获得了一份工作,孩子们也在农村得到重要的职位。
长子入了党,幼子入了共青团。
1973年长子还被推荐上大学,不过他拒绝了这一提升。
由于父亲的政治资本是建构于“送子务农家长”
模范的角色,他很难接受这一点。
后来,当“教父”
们倒台的时候,李庆霖就为他的社会成就付出沉重的代价。
见本书,页183。
'。
毛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拟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
尽管仍然是毛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
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与周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
毛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 这笔钱相当于李庆霖6个多月的工资,但对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毛的日常开支都由国家负担,专门银行的户口里集聚了长年的毛选版权费,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已经高达7580多万元。
见程再思的一篇似乎资料相当丰富的文章,《动向》2001年10月,页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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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询问李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
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
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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