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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年春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
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
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100多万职工＇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8。
如同通常那样，那些决心立意都没能坚持，1973年国家机构职工增加了150万。
不过，当局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意图。
＇。
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
了，毛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
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
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
事实上，运动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见本书第九章。
＇，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
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1970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
形式。
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状”
的方式给毛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
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
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
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
在写给毛的信中，李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
之后，他还断言当局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
回城了＇ “李庆霖事件”
在当时或稍后的资料来源都很多。
至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文件资料在刘小萌的《知青史》，页355…367，以及在顾洪章等的《始末》，页116…121。
M。
Frolic在Mao s people，页42…47，以英语做了介绍。
＇。
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
，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 李庆霖通过“关系”
曾接触过王海蓉；见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1。
＇。
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
毛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
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 这的确是李庆霖所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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