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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别单独访问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了其他知青的带队干部，还有3位当年是农民，跟他们打听那时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 这些访谈都是在香港的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大学服务中心）进行的，那里的惯例与众不同：免费借用场地，并享有选择采访对象的绝对自由。
＇。
全部采访都录了音。
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
访谈分两次（有时三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
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
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
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
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逃亡香港的大陆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
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
如同Lucian Pye＇ L。
Pye；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86，页604…606。
＇，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
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了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在M。
Frolic； Le peuple de Mao； 1982，页257，可以找到一份不完全的美国学者著作的清单，大部分都是以对偷渡到香港的知青所作的采访为主而完成的。
＇。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还使用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及文学作品。
移居在西方、香港与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不少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至于以西方语言写就的，主要参考Michael Frolic、梁恒以及岳黛云收集的资料＇ M。
Frolic； Mao s people； 1980，该书的法语版（见注16）是删节本；Liang Heng（梁恒）及 J。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1983；Yue Daiyun （岳黛云）及 C。
Wakeman； To the Storm； 1985。
2000年出版了同一类型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另一本书，是描述改革时期中老红卫兵与知青的生成变异：Y。
Jiang 及 D。
Ashley； Mao s Children in the New China； 2000。
＇。
198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宣传范围的回忆录之类，多数刊登在文学杂志上。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组系列对谈录，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其中有些是访问老知青的＇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1991；张欣辛与桑晔《北京人》，1986。
＇。
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访者保证不登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从而让他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一个外国学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
那都是关于强奸或非法活动等事例，一般只有参与者或者很亲近他们的人才会了解到。
这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
在林林总总的见证材料中，“创作谈”
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写的自传＇ 就像杨绛及遇罗锦的作品（见文后的参考书目）。
＇也不可忽略。
“创作谈”
在中国是一种专门的体裁，也会以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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