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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那个时期以来，这个话题依然“敏感”
。
容许研究，但不能进入国家研究计划。
直接的资料来源
既然书面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对付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自己多方寻找，然后再多方考证。
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
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访，毫无疑问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而对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
许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在当时都是有系统地组织这类资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发性的。
一次，遇见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们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在两位住在该英国殖民地会说汉语的法国青年的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
他们给我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在农村那段时期，使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
1975年那个时候，就像“竹幕后面”
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外界对下乡运动所知甚少。
我跟这些老红卫兵谈论西方世界，特别谈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
我们决定合作共同编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青年下乡经历的书，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出版＇ 见J。
J。
Michel & 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1978。
Jean…Jacques Michel是一个集体化名，而Huang He（黄河）则是那些中国朋友创办的一份杂志的名字。
＇。
那一系列访谈记录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众多资料之一。
集体访谈并不经常用在社会学或口述历史上，但可以作为一项社会现象调查的极佳切入点。
社会的问题就是集体的问题。
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历史专家指出的，一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会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 见Ph。
Joutard； Ces voix qui nous viennent du passé； 1983，页225。
＇。
在集体访问中，参加者之间互相讨论，这倒有助于填补开头的不足。
当然，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参考其它的资料作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求证从这些采访中得到的信息。
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连他们作出的判断也都正确无误。
宣传中的知青模范使用当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语言宣读壮烈誓词，而我的受访者借助真实的事例作出见证。
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未曾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
我信得过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态度诚恳，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表现以及让人感受到的出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在他们这种情况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
本人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
。
我显然不能满足于第一批集体访谈，那时只有7位前知青参加，而且他们同属一个朋友圈子里的，经历和看法都不差上下＇ 他们之中只有一位不是广州市的。
这一群组中只有一位女青年。
他们全都被遣送到广东的几个县（其中两位以前在湖北待过两年）。
他们都在农村里安家落户，只有两名被送了去农场，其中一名在文化革命前就离开了。
除了这11个人，还有一位“贫下中农”
青年，也是偷渡过来的。
我采访过他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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