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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指出基础建设铺的面太广，导致“三个突破”
：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千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商品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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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之称为“小大跃进”
，虽然结局没有像1958年那样悲惨，但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1971年下降到14。
9％，在1972年则下降到6。
6％，因此就导致了这两年的工业生产率总共下降了4。
6％＇ 《统计年鉴》，1983年，页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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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找出解决办法。
1972年，这种状态仍在继续。
计划在国营企业单位增加100万职工，最后真正招进的人数为292万，这里还没有把招进集体企业的150万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同上，页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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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招工自然减少了下乡的人数。
城镇企业领导已经有好几年都只能招到极少的城镇青年，现在终于得到准许可以敞开大门招聘这些劳动力了。
从1970年秋起，该年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招进工厂＇ 这类情形出现在上海（《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6日第四版）、昆明（1984年12月29日与M。
Z。
W。
的访谈）、桂林（1984年12月8日与G。
M。
的访谈）以及全国各地。
这类直接招生在1971及1972年间有所增长。
因此，在广州，1972届的学生中估计只有50％下乡（Hong Kong Standard； 1973年7月3日，见T。
Bernstein； 前引，页104），而在北京还不到50％（W。
Kessen； Childhood in China，页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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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毛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 “三线”
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线”
是指远离中国主要中心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基础设施、军工厂及重工业 。
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青年都被招工进了城。
比如在云南省会昆明，1970…1972年间基本上没有人下乡＇ 与MXY的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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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1968…1969年间8万知青下乡之后，从1970至1973年期间，下乡运动几乎完全停顿，一共只有2900名青年下了乡，平均一年725名＇ 《贵州省志 劳动志》，页68；刘小萌，前引，页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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