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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个直接投票选举的城市选区，估计只有百分之十八的选民投了票、多数席位被独立阵线成员占去。
但是、投票人数这么少，是由于亲埃政党的抵制呢，还是由于大部分选民政治上普遍的不成熟呢，这点还不清楚。
这因为，正如欧内斯特·贝文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1950年埃及的普选中，“据了解，开罗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选民投了票”
。
一方面，埃及政府两年后声称，苏丹的最重要的多数宗教教派都是支持“尼罗河流域的统一”
的，而且，毕业生大会的选举和城市的选举，事实上也是对它投了赞成票。
另方面，英国政府则宣称，“毕业生大会甚至不能代表苏丹知识阶层的多数，而且最近几年来。
。
已经处于一个只代表极小一部分苏丹人民的极端分子集团的控制之下”
；都市的选举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联合党在喀土穆是少数，唯有在乌姆杖尔曼一个地方是多数”
；这就使英国政府相信：“那些赞成同埃及联合的苏丹人不会超过全国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样子”
。
但是，不能从而得出结论说，其余的五分之四人口在表达他们的希望时就人同此心了，那些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和部族成员，除非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多数将落入“民意”
测验的专业人员所熟悉的“情况不明”
的那一类。
第六节 插曲：巴勒斯坦战争及其后果，1948—1949年
在安全理事会结束其在埃及对英国的控诉问题上无结果的辩论之前，联合国巴勒斯但问题特别委员会在1947年9月1日就已经公布了关于在该地区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国家进行分治的建议。
在联合国全体大会对这项建议旷日持久的辩论过程中，埃及参议员、前埃及驻华盛顿公使阿明·优素福一一个自称为“曾经诚心诚意为埃及和英国之间的密切谅解缓常成功地工作过”
的人——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信中敦促英国政府“规定一个巴勒斯坦政策的总轮廓，说服阿拉伯人使其相信英国仍是他们的朋友”
；要求英国军队“立即”
从运河区撤出；并提醒英国政府“要懂得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苏丹人是赞成埃及和苏丹联合的”
。
一直有种传说——特别是从1952年7月法鲁克国王被废黜以来，盛传国王不顾努克拉希所领导的政府和埃及军队的种种顾虑，强迫埃及投入了对以色列的战争。
一旦投入这场战争，合乎逻辑地，埃及就应当一心一意地进行这场战争，就应当同英国政府达成那怕是暂时的和解，而英国政府为了取得阿拉伯交战国的谅解，甚至不惜让英美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然而，由于同英国谈判的破裂，埃及就一直利用阿拉伯联盟作为它反英政策工具（埃及对阿拉伯联盟施加影响，一是通过其秘书长埃及人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二是仗着它为联盟书记处提供百为之四十二的基金）。
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独立一事在阿拉伯城市中所激起的战争狂热，使歧视情绪从反对犹太人波及到也反对其他外国人，并且不大加以区别。
萨德党人和自由党人所组成的努克拉希联合政府，软弱无能，怕冒触犯民族主义者感情的风险，不敢对英国作出任何明显的缓和姿态。
我们看到：
1948年5月英埃委员会所达成的关于苏丹问题的协议草案，已被埃及参议院否决，而巴勒斯坦第一次停战协定实施后，英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军火供应也已停止，所以埃及同英国和解的好处也就不大了。
埃及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之间的倾轧过去一直听任其发展下去、严重地干扰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战争。
这不但是由于阿卜杜拉想建立上个大叙利亚国家的野心，而且也是由于埃及为了反对英国的盟友阿卜杜拉，所以就对英国的死对头——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有所偏袒。
当胜利的以色列人跨进了埃及疆界而英国政府终于采取了行动以制止其进攻的时候，埃及政府（一星期前努克拉希首相为极端分子所谋杀，由于这个政治事件，政府已经陷于混乱之中，这也是真的）宁肯同以色列人谈判停战，也不肯援引英一埃条约要求运河区英国驻军的支持。
因为停战可以说是被阿拉伯盟国抛弃的埃及所采取的自由行动，而英国驻车和条约却是埃及还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可憎的象征。
然而，对以战争的结束，使埃及政府能够现实地处理某些实际问题。
公共工程部在埃及和英国科学家的合作下完成了全部尼罗河盆地的测量工作，并于1948年公布了它的报告。
在关于下一步灌溉工程的建议中间，占首位的是在乌干达瀑布（这里往南几英里就是尼罗河的发源地维多利亚湖）建立水坝和水力发电站。
1949年5月宣布的埃及和英国政府的协议，估计开始时期工程的费用是分别由埃及出四百五十万英镑和乌干达出七百五十万英镑。
这个设想不过是设想不过是更大的计划的一个部分，而该计划的完成则估计需要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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