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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政府当局在1938年仍旧对实际资源提出过高的要求，因而不能达到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军事成就。
此外，在苏联集体主义社会里公共支出之所以高，简单的原因是大量劳务是由国家直接提供绐公民消费者的。
德国部分地也是如此，有些公民能够从国家发起的“欢乐产生力量”
组织直接受益。
可以假定，上述国家提供的对公民消费的补充，将能大量地提高苏联的和稍微提高德国的那种极其低下的消费水平，但是看来不太可能的是，这两个国家会提高到稍稍接近西方三个民主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普遍水平。
德国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将它可动用的资源投入加强战备工作要比民主国家多，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怀疑。
不过，说由于德国在1938年的军事努力巨大，留给消费用的资源就小，这是一回事；说在一个时期内不断增加军事方面的努力，只有通过逐渐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准才能实现，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仔细的调查表明，虽然军事支出占可动用产品净值由1929年的不到百分之二上升到1938年的百分之十六以上，但是在此期间德国的累积实际消费略有增加，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消费水平在1938年只是略低于1929年。
实际投资净额也没有改变。
因此，德国军事力量有了巨大增长的同时，政府当局收购物资和劳务也同样增长，这不是公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的结果，相反，这是德国从1929年到1938年实际国民生产或实际国民收入净值增长了约百分之二十的结果。
德国实际国民生产的增长，同它制造业产量的增长是十分一致的（参阅表III），首先是它执行各项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保证在三十年代后期达到和保持充分利用它的各项资源。
很明显，经济实力同军事实力之间有些联系。
从1929年以来产量一直上升的，并在1938年还保持着高水平产量的四个国家，也就是把它们可利用资源中几乎是最大部分用于战争或备战的国家。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并由于大萧条的缘故，这四个国家都采取极权主义的政府形式，它们一直能使它们的经济稳定程度保持比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要高，这一点已经变得可痛地明显起来。
确实，萧条以后法国从来没有、美国只有一次达到过两国在1929年曾经达到过的生产水平和繁荣程度，而两国象联合王国一样，1938年又一次陷入新的衰退之中。
如果经济成绩是实力的检验，那末怎样才能解释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民主国家的明显虚弱呢？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意味着把一个政党的意志和目标强加于整个社会。
不论鼓舞着苏联共产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们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的信仰的优点如何，上述集团决不会容忍对它们政权的目标的公开反对。
这种不容忍，这种镇压或者迫害违反执政党的各种意见，正是“民主制度确立于世以便防止的罪恶”
。
因此，极权主义政府比之民主政府所享有的巨大好处就在于，它们能够把国家政策的明确目标强加给本国人民。
而民主政府在拟订这类目标的时候，不得不经常考虑到反对党的意见。
极权主义政府能够把现有的机构和社会力量与实现它们的既定计划这唯一的目的联在一起，而在它们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它们又有权力施行极权主义的纪律。
民主政府却要先得到同意才能依靠纪律执行其政策。
虽然得到这样的同意是可能的，但却是从无保证的。
然而，极权主义强国所共同具有的许多政治特点，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它们在其他领域中广泛的差别。
一方面是苏联，另一方面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很深的鸿沟。
苏联在连续几个阶段中，废除了土地和一切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从而取消了人类社会中主要的不平等的形式之一。
而在其它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
的确，这一不平等在日本要比美国或者联合王国更甚。
此外，虽然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家受到控制，却仍然行使在他们的企业中的管理权。
在这方面，与俄国标记的极权集体主义相比，极权资本主义同民主资本主义有多得多的共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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