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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
此种现象并不妨碍在文学艺术上出现灿烂的成就，但是它却妨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上它损害了自力更生的力量，它使法国不愿意冒风险，而法国打算同德国东面和东南面的弱小国家结盟来保证自己安全的政策势必是有风险的。
法国人对自己人口问题的态度就是此种静止的精神状态的例证。
法国的年轻人因物以稀为贵而更加是宝贝了，在世界上法兰西民族的躯体不再占有象以前那样大的空间了，法国为了取得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是太昂贵了（因此感到法国的盟国都成了它的债务人），为争取另一次胜利再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将是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这种想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整二十年里构成了法国人的思想和心理反应的基础。
可是，人口问题却很少得到正视，除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争取实行明智的人口政策的运动总是被人们当作一种使人发笑的怪主意。
关于人口问题，有一种说法在群众中间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那就是芒让将军的说法，他宣称法国的人口不止四千万而是一亿，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好的北非部队和黑人部队就是未来的大法国的先驱。
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引起了自满情绪，而且后来将会看到，这种说法甚至也没有进而形成它所意味的那种法国殖民政策。
在1939年以前，法国从未认真考虑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无论是婴儿或壮年人的高死亡率问题抨击得也不够。
在移民入境方面，也没有一贯的政策，法国1939年的人口略多于1911年法国和阿尔萨斯…洛林人口的总和，这是由于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法国。
单是1921至1930年的十年期间就有一百八十一万一千名外国人定居法国。
按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外国人有二百七十一万五千人，而在1911年只有一百一十六万人。
外国人的人数在1938年降为二百一十九万八千人，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取得了法国国籍。
可以看到，大量外国人的流入也不过是弥补了1914至1918年期间的损失。
在繁荣时期，移民流入是得到鼓励的，但普遍的看法是，移居是移民的特权。
在1934年萧条时期，为了所谓关心更多的法国人就业，确实曾经作出努力，要把那些在法国定居多年并已经在法国成家的矿工赶回本国去。
因此而激起了抗议，首先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终于开始唤起公众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旨在同化移民或防止移民形成严密的群众组织——例如靠近其本国边界的意大利人——的政策，这又激起排外情绪。
此种情绪不无其合理因素，因为只要法国对这种倾向提不出对策，法国南部的大片土地确有沦为其邻国的殖民地的危险，意大利的领事对意大利的移民便行使了相当于法国当局所行使的控制权；意大利出生的妇女被劝使回到她们的本国去分娩，以免法国认为这些孩子是法国人，然而这些孩子的上学费用却要在法国的税收项下拨付。
一旦发生战争，法国的农民要上前线而意人利或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却会留在农场上，此种想法又为法国和平主义提供了另一个主题。
由于没有认识到法国对外来移民的需要，必然也就不会认识到这些外来移民可以为法国作出的贡献。
法国和它的海外领地都具有进行经济扩展的条件，要是有外来移民劳动力的帮助，法国会取得比它在两次大战之间取得的成就大得多的经济扩展。
法国当时已经取代了美国的地位，成为接受欧洲其余国家未使用劳动力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缺乏那种热烈的劲头，法国本来应该步美国的后尘而高速扩展的，而法国之所以缺乏热烈的劲头正是由于它的年龄结构。
法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农业产量没有下降，却有一百三十万农业劳动者，包括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转入其他职业。
在法国历史上，按照法国统计学家分类的城镇人口（有两千以上居民的市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不一定是农业）人口。
1936年，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四，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七点六。
可是制造工业远非主要的受益者。
商业和运输，自由职业，公共事业的发展都超过工业发展的幅度。
但在工业部门中，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确实是在排挤纺织和衣着工业的条件下取得扩展的。
从1913年到1929年，钢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从四百八十七万吨增加到九百七十万吨，达到繁荣时期的最高产量。
与此同时，法国同它的海外领地之间的贸易，在法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1911…1913年的百分之十点一六增加到1934…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则从百分之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九。
可是，乡村的稳定，极受珍视的城乡之间的平衡，却限制了新的动力的发展。
除了印度支那以外．殖民地的工业都没有什么发展。
法国本应为它的海外领地的发展感到万分满意与自豪，但由于缺乏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海外领地的发展却经常引起反对的意见。
连法属西非的香蕉生产也引起担心，害怕它会影响法国国内水果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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