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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
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
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
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加拿人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
而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系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
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
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
自从把“圆形的世界”
改成为“环球航行”
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
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
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日本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日本鼻子底下夺到手。
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
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的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
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
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
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日本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
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
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
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
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
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
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
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1941…1945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胜利地成功了。
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
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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