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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汲取养料。
君主需要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来惩罚为他讨厌的人物和褒奖受他宠信的官员。
一个行省官员并不仅仅只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办事员：他的每次公开行动，都受到了他同君主之间个人关系的影响；而这种个人关系则始于他被任命时的朝廷觐见，并在其后的常规觐见中一再被强调。
这种个人关系的质量，以及它同正式的、“客观的”
官僚政府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官僚们所参与的“事件”
得到界定的。
只有通过“事件”
，这种关系才会成为档案文献的一部分。
但是，官僚君主制并不仅仅只是消极地对以“事件”
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
恰恰相反，人们对自己所希望处理的“事件”
也有一定的选择权力，并能够决定如何对这些事件作出界定。
官僚君主制下的一个行为者可以塑造“事件”
，可以重新对“事件”
作出界定，甚至可以制造“事件”
，从而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
同样，人们也可以剔除那些可能危及自己利益的“事件”
。
当然，这样的选择权力是有其限度的一场重大的民众造反便是无法捏造或剔除的。
但是，君主和官僚都可以通过文献的制作来影响人们对某个事件的界定和看法。
对叫魂危机当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加以操纵。
民众的恐慌迫使这一危机浮到了社会生活的表面。
但是，官僚君主制对妖术意义的界定则明显地受到了体制内不同角色的需要的影响。
所有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显然都以一只眼睛盯着官僚世界中的权力和地位。
我想说明的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说弘历故意利用叫魂危机来整饬官僚可能超出了证据的许可。
但已有的证据确实表明，当弘历看待官僚体制时，他的习惯用语产生于他内心最深层的忧虑，即常规化和汉化。
而这一语言的力量——它对事件作出界定和为行动提供动力的力量——则在政治罪的环境中获得了急剧膨胀。
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进从他的朱批中反映了出来。
这些朱批不用草稿，也并非别人起草，是弘历的当下反应。
这因而是他自己想法的不假思索的表露，是他对眼前问题的直接感受。
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对官僚的控制。
弘历憎恶妖术，并对其社会影响怀有恐惧。
但他对妖术的反应却受到了他对其政权所患顽疾的看法的左右：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力。
他用以刺激官僚投入妖术清剿的语言，不仅在语气上也在词汇上与长期来他因官僚制度而产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
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
现在，以叫魂案这一政治罪为背景，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同官僚们的行为有关的。
但是君主究竟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破绽百出的案子走多远，而不致引起人们对他本人行为的怀疑呢？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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