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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面临的是对于自身安全的直接挑战，而弘历所要面对的挑战却要微妙得多。
尽管他不必再同一个时时觊觎皇权的贵族阶层相抗衡，但却每天都要同一个很懂得以无声的方法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利益的官僚体制打交道。
这一时期，从表面上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已能和睦相处，由于皇帝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炫耀卖弄，亦由于他对于书画的爱好，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
满族上层人士已学会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因应之道，而汉族上层人士则默认了满人的霸权地位。
然而，文化差异的这种缩小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弘历有时甚至怀疑，他的满族同胞现在有能力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提供的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支持了。
满洲威权正缓慢而平静地消退。
这是一种不能不予以正视，但同时却又难以有效应对的威胁。
更何况，在政治的表象背后，还有着商业的勃勃发展与人口的繁衍增长这些造成伟大历史性变化的杠杆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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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在财政事务方面，曾小萍（MadeleineZelin）在她关于胤禛推动各省时财政合理化的研究中指出，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新因素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新问题，而这是征收附加税的新税制所无法解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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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弘历生平的各种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
要透过他的许多代笔人而真正认识他本人，就必须阅读皇帝审阅奏折时用朱笔写下的评论、诏谕和各种随心所欲的批语（它们都保存在清官档案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以事件为背景。
如果与叫魂危机有关的种种事件能对弘历传记的写作有所帮助，那就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弘历自己经手的各种文件来揭示他对于在他看来特别棘手的某竖问题是如何作出反应的。
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至关重要，那就是：谋反与汉化。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自十三世纪以后，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是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没有官廷政变，也没有禁军的反戈，有的是大规模的征战。
所有这些用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而强加到全国老百姓头上的。
但对于清王朝来说，如同走在它前头的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一样，征服者的异质文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
不管征服者使用多么巧妙的语言为王朝更替辩解（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尊从天命而取代了一个腐败的政权），却无法消除这种危险性：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
人们会宣称，既然这些新统治者是外来人，他们也就是篡权者。
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清统治者始终保持着对于谋反的警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清皇帝对于谋反问题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到了弘历当政的时候，满清大一统帝国为自身存在所作的装点与辩解看来已大体完成。
到了此时，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关系已没有什么新奇特别之处；对于谋反行径，也已经可以用通常的说法来予以解释了：在这一对抗关系中，一方是因具有儒家德行而赢得了上天佑护的合法王朝，另一方则是一群无孔不入、堕落败环的阴谋分子。
可是，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旧有的种族敌对情绪是否还存在于深层？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也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问题。
当发式这一尖锐的种族问题因发生于1768年的种种事件又重新突出起来时，要理解这些事件，我们便不能不对征服初年的气氛稍加探讨。
这是因为，那时发生问题还是非常突出的。
发生于清初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剃发事件也许能揭示，在弘历的微笑里可以包含着多么阴暗的含义。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1645年，当长江流域各地的战鼓还变相呼应之时，刚刚即位的满清皇室已在为建立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连接纽带而进行准备。
皇帝福临只有九岁，年纪尚幼，完全由他的叔父多尔衮主事。
虽然多尔衮颇懂得如何赢得汉人的支持，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却绝不作任何妥脚：满族文化的一个简明而一目了然的特征，将成为汉人无条件臣服的标志，那就是，他们必须剃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
①削发令。
甚至在满洲军队入关前，投降满人的汉人便以采纳满人发式表明臣服之意。
有关征服的历史记载一般都强调，剃光前额是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征。
从进入北京之日（1645年6月5日）起，多尔衮就下了明确的决心，要对每个人都强制施行满洲式的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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