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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使这个官职，在大周立国之初还只是临时设置的官职，一般由朝廷派出官员兼任。
一般在采办军需，转运粮食物资之时设立，事毕则撤。
但是，在大周这个国度，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分权。
为了保证从朝廷到地方都不会出现独大的局面，但凡能分权之处必要进行分权，以相互牵制。
从朝廷上的两府三司的军政财三权拆分制度而下，地方上也是如此。
在牵制分权的指导思想之下，为了限制地方州府的军政财权，转运使这个官职便逐渐从兼任变为了常设。
到了锦绣年间时，路转运使除了原本的转运采买物资财税的功能之外，更是增设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常设衙门，并且赋予了他们监察地方官员、复核地方刑狱、举荐贤才甚至维护地方治安的职权。
所以，转运使之职从那时起已经不再是简单字面的转运之使的意思，而是赋予了许多新的职权，实际上已经是一路的地方官长，掌握了财税监察行政甚至是调动兵马维持治安的大权。
大周的统治者以自身建立大周的手段为戒，当然要防微杜渐，防止专权，防止有人坐大，防止一切对大周有颠覆可能的萌芽，所以他们除了不让武将掌握兵权之外，更是用分权这种办法来保证权力的均衡和相互的牵制。
这种想法自然无可厚非，然而这或许也是造成冗官冗费的积弊的原因之一。
朝廷到地方机构臃肿，人员众多。
一权多衙，所涉官员多如牛毛。
如此多的官员导致人浮于事，机构庞大，所带来的费用的支出也极为庞大。
官员们的待遇又丰厚。
表面上似乎是稳定了士大夫阶层，也让权力得到了限制。
但是，却无意间走向了另一条滑向深渊的路，终于在庆丰年间的财政崩溃，同冗官冗费不无关系。
沈放和刘胜在淮南东路和江南路过了一段极为滋润的日子。
那里本就是他们发迹的地方，地方官员本就有许多是他们的老部下。
故而，他们在淮南东路和江南路转运使任上一呼百应，其实已经成为了一方诸侯般的人物。
再加上吕中天本就是要培植他们在地方上形成支持他的力量，故而借郭旭之手下令，放宽了许多转运使职权的范围，特别是在军权上，为了在必要时能有强大的军队来支持他的野心，吕中天让郭旭下了旨意。
“都转运使必要之时可调州府之兵，地方各军将领需听从其令，谨尊不违。”
这便是那旨意中的一条。
其他的都可以不看，只看这一条，便知道吕中天心里在想什么。
而妙就妙在‘必要之时’这四个字。
何为必要之时？无人知晓。
有人可以这么干，有人不可以这么干，因为这必要之时四个字其实说白了便是‘
吕相许可’四个字罢了。
对于沈放和刘胜而言，这道旨意赋予他们的权力不言而喻，他们也明白吕中天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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