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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情景,眼下简直就是天堂了。
可部队呢?他的学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呀?还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时,他就知道满洲省委和抗联不时派人到苏联学习。
那个小老头少校每次推门进来,他就等着他告诉他去什么学校学习,每次都是失望。
窗外街上车来人往,室内书架上好多书,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来。
这一翻不要紧,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般如饥似渴读起没完了。
1997年笔者采访时,已经八十高寿的陈雷老人说:“我这辈子的这点马列主义水平,还真得益于在‘工作房子’的那几个月的学习。”
很快已是6月。
这天来了两个人,问询生活、身体情况后,其中一个拿起书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说这本书你看了吗?陈雷说看了。
那人说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雷心里寻思,还没安排我去学校学习呀。
就说:我原来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从大逮捕中逃出来的,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说:我们送你去个非常保险的地方,行不行?
陈雷说:我身上好几处伤疤,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几天后,一个苏军少校带陈雷上火车,行至与中国境内佛山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换乘汽车进到山里一个营地,一看全是抗联的人——是赵尚志准备带回东北的队伍。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一直把欧洲视为重点,情报工作也是一样。
20世纪30年代初,受制于种种国际条件,非常活跃的西线情报活动被迫偃旗息鼓,在远东地区则异军突起,这自然就少不了中国人参与其间,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
上一章说过,苏联审查、核实过界人员的过程,也是选人的过程。
认为你合适,本人也同意,经过一段学习、训练,就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
苏军在远东有两个情报系统,远东军系统和远东边防军系统,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和任务,共同点是大量调用抗联过境人员。
有的派回东北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装侦察——像让陈雷做的应该是前者,而大量的是后者。
苏联在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同时,知道日苏迟早必有一战,就需要获取关东军的情报。
由于种族的关系,派苏联人到中国搞情报多有不便,不断过界的抗联人员就成了最佳人选,特别是武装侦察。
其实,奉命去苏联学习、开会的人员,在过界被审查时已经为苏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尽管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
至于派遣武装侦察,应在1938年初3军、6军500骑兵过界被遣送新疆之后。
像3军4师32团团长李铭顺,1939年1月后长期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屡屡出色完成任务。
而派秘密工作人员则早已有之,像方未艾1935年夏在海参崴列宁学院毕业,秋天即被派回东北。
抗联以搜集日军情报为主,既坚持了抗战,又保存了实力,还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提供了战略情报,应该说是双赢的。
问题在于苏军的一些行为、方式、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彭施鲁老人说,教导旅成立前,苏联军官往往半夜三更把人叫走,派去执行侦察任务。
第二天连长、指导员发现人没了,也不知道哪去了,赶紧报告。
野营实行双重领导,苏联人是主任,他就认为可以指示一切。
报告到周保中、李兆麟那儿,有的他们也不知道。
季青指示南野营,不经抗联领导批准,谁也不能调人。
双城子驻军再调人被拒绝,苏联军官很恼火,说季青情绪不对,有沙文主义色彩。
后来跟王新林商定,调人必须由周保中书面通知野营党委,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还有,老人说,除了从野营调人外,苏军还直接控制着一些人。
野营成立前后陆续过界的一些人,特别是零散人员,有的送去集体农庄劳动,有的经过训练,派回国内搞侦察,咱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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