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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
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
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
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
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
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
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
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
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
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
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
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
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
。
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
。
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
。
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
，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
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
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
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
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
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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