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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烟筒税、牛马税、猪鸡狗捐、井水捐、走道捐、死人捐、生小孩捐、山东人税、甲长费、村长费,等等等等,全凭当地说了算的人兴之所至,发何奇想了。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黑土地,长春以南的冲积平原,那金黄色的大豆、小麦、玉米,晚霞样的红高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
“九一八”
事变前,东北大豆年产量500余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9%。
1915年的一个数字,仅中东路沿线31县所产大豆、小麦、大麦、燕麦、荞麦等余粮,即有145万吨可供输出。
据南开大学经济统计季刊载,1931年度中国出口总值为6。
05亿海关两(每1海关两折合白银1两1钱1分4厘),而东北农产品输出即达2。
80亿海关两,为全国的48%左右。
至于东北丰富的煤铁资源及其开发,则是越来越吸引眼球的新热点。
“在王道政策的恩惠下,欢天喜地的生活。”
这是伪治安部警务司编的《满洲国警察史》(上卷)中的文字,说的是“集团部落”
,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为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日本有关“满洲国”
的一些著述,把1936年前称做“创建”
、“整备”
时期,即镇压反日运动、加强统治时期。
战乱重创了东北经济,侵略者认为这是正常的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这片丰腴的黑土地垂涎已久的侵略者,是有长远眼光的。
“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
,为了“王道乐土”
的长治久安,它是不惜代价的,也雄心勃勃地下了些本钱。
据武部六藏笔供,14年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130亿元。
结果呢?
从193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产业计划”
,迎头撞上七七事变,计划即随着战争而扩大。
结果是力不从心,在钢铁、煤炭、电力、液体燃料等大幅增加的同时,汽车、飞机的计划指标全部落空。
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
,更着重于战略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供应日本的钢铁和其他金属。
这时,日军陷在中国难以自拔,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3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紧绑在日本战车上的“满洲国”
的第二个“五年产业计划”
,即把粮食需求调整到第一位。
平型关战斗,缴获物资中有大米。
115师官兵是南方人,以往吃的南方大米叫籼米。
这回吃缴获日军的大米,哗,怎么这么香呀?就说是“日本大米”
。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说:“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
错了,那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大米。
据满铁调查资料和伪满《农产物收获量预想调查》(1930年至1944年)中的数据,1930年粮食总产量为18,865,000吨,1931年为18,457,000吨,之后即开始下跌,1934年为最低点13,431,870吨,1944年17,433,543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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