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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在宝清县兴隆镇南与敌遭遇，张成地中弹牺牲。
他曾对政委赵永新说：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张成地和傅显明，都是参加5军不久就入党的。
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的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1936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珠河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珠河在一九三五年牺牲了很多的干部，地方的党团县委数人外，中下级干部很多，而军队上，除了二团团长被捕，二团当时坍台以外，下级军事干部阵亡的也不少。
而这次听老王说司令部在下江的干部牺牲甚多，目前连写字的人都找不出来。
各军基本如此，只是比起牺牲最多的时候，还差远了。
“老农”
朱守一
1933年8月，刚由穆棱县委书记调任宁安反日会长的李范五，来到只有4户人家的红地盘小牡丹屯。
人们正在平整场院，为秋收作准备，他也跟着干。
都是朝鲜（族）人，他边干活边跟他们学朝鲜话，就听背后有人用汉话道：说得不错，有点儿朝鲜味儿。
这是个高个、块头也挺大的老农，黑黝黝的脸盘，嘴巴上胡子拉碴的，衣裤上好多补丁，脚上穿着一双两个丫把的“水袜子”
（一种底面都挺薄的胶鞋）。
见李范五有些发愣，姜信泰的姐姐姜信爱赶紧介绍：这是朱县委。
李范五早就听说过宁安县委书记朱守一，而且知道很快就要接朱守一的班了，没想到这位从衣着到面相一时都难以端详出多大年纪的“老农”
就是。
朱守一，原名周子岐，奉天人，比李范五大七岁，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是个资本家，开着一家规模挺大的罐头厂。
“九一八”
事变后，扔了工厂，抛妻离子，参加抗战。
从奉天到哈尔滨，再到宁安，做地下工作，组织过抗日武装。
向李范五介绍宁安地区情况，谈到给游击队筹备给养多么困难时，叹口气道：早知这样，当初把工厂卖了，带着钞票来就好了。
李范五在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小牡丹屯，我问他，从这到三区要走多少路？他说，不远，过个山包，下个岭就到了。
听他的口气，就像吃完晚饭在庭院里溜一圈那样轻巧。
这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
而他却很轻松，仿佛不是为了将就我，再有八十里也不够他走的。
一个过去车接车送的资本家，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铁脚板的爬山虎，这该是多么大的变化！
从过去的锦衣玉食，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变成今天食淡衣粗的苦日子，是什么力量使他发生如此巨变？
第一次在老乡家吃饭，李范五要洗手，正洗着，看到那条锅铁色的毛巾，这饭还怎么吃呀？第一次住大车店，推开门那股脚丫子味儿，差点儿把他顶出来。
再看那油乎乎的被头，心头翻江倒海般，还是一个字“呕”
。
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自踏上这条路后，要经历的“第一次”
实在太多太多了。
汤原县原教育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后上山的第一顿饭，好歹吃了两口，又都吐了。
他怎么能咽得下那种饭呀？游击队派人下山给他弄饭，中了埋伏，一死一伤。
不久，朱守一就到密山县担任游击队长了。
临走，他对李范五说：大个子，过得惯吗？等赶走日本子，俺请你到奉天家里做客，让俺老婆好好做几样“好嚼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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