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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
。
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
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
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
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
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
、“南方会议”
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
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
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
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
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
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
,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
——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
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
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
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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