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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稍次于它的）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
的任何些微复活的警觉，决定了联邦德国永远也不能成为核国家。
它对像波兰人和捷克人这样的邻国有一种负疚之感，对苏联则感到易受攻击，对美国则是严重地依赖，它满怀感激之情欢迎戴高乐倡导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自己能运用经济力量来控制法国执拗自信的政策。
由于在理智上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对抗，西德对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团体行动成员而不是一个决定性领袖，感到十分高兴。
这同法国在战后世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以后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
如上所述，以莫内为首的计划者们在1945年以后所希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直受到它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国内政党政治的动荡以及法郎疲软的冲击。
然而，正是在印度###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几十年来，法国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的需求。
法国虽然富足、多样化，但却属于半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只是由于和平的降临、美国援助的输入、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广阔市场的推动，才使得它的增长成为可能。
进一步讲，法国（像意大利一样）的工业化水平按人口计算相对低下，因为它的经济以城镇小工业和农业为主，而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从1953年的指数95增长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联合王国1900年的指数为100相对比）。
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60年代由于有共同市场的推动又上升到。
欧洲共同市场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
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现在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
在1949年和1969年之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增加到4倍，钢铁增加到倍。
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决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西德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
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
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
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
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
。
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
它同西德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
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33）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
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
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
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
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
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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