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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愿公布统计数字，各国对收入和生产的统计方法不同，汇率动荡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决定放弃黄金汇兑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这一切给任何一个系列经济统计数字的正确性都投下了怀疑的阴影。
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蛛丝马迹，又可以用来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而推导出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贝罗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点，正确地描述为“一个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
。
1953—1975年间，年均总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6％（人均产值为4％），即使在1973—198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
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一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
贝罗克本人计算的“世界制造业生产”
统计数字，与罗斯托的“世界工业生产”
数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组令人目眩的增长数字（见表39）：
表39。
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1830—1980年）
（1900年为100）
贝罗克还指出：“1953—1973年间累计世界工业产量可与1800—1953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总产量相媲美。”
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在“计划经济”
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将工业化扩展到第三世界等等，这一切都有助于影响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被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
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
（1913年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
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参看表41）。
表41。
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
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
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
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
1950—1960年代，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欠发达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贝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1963年上升为，1973年为，1980年达12％。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欠发达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增至1970年的，再增至1980年的。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2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
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 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1 580美元，而像扎伊尔那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
事实上，欠发达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
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
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
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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