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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要求对战争升级过程中每一阶段进行控制的计划。
不管制定出的计划多么周密，它们都必须涉及如何将核武器纳入打常规战争的传统战法这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战略家意识到，战场核武器会很快将大半个德国化为焦土）。
如果美苏双方都向对方的国土投掷大当量氢弹，那么相互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将是空前的。
由于陷入丘吉尔所说的“相互的恐怖平衡”
之中，由于无法再回到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没发明之前的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便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核技术，准备核战争。
虽然英法两国20世纪50年代也在大力发展原子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但从拥有的飞机、导弹和核武器本身来看，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可称得上核国家。
这场争斗中的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俄国和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竞相成立军事联盟，竞相寻求新伙伴，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站到对方一边。
在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处于有利地位的美国进行了大量结盟活动。
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许多空军基地，并在许多国家驻有军队；许多国家希望华盛顿向它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相比之下，苏联则处于不利地位，它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家园，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边界的确定对自己有利，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把战场拉远。
尽管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北部和远东俄国领土有所扩张，但它基本上仍是一个大陆性超级大国。
另外，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对外部世界、对西方疑虑甚深，且奉行谨慎的政策。
他担心，西方不允许苏联公开进行共产主义扩张（如1947年的希腊）。
同时，斯大林对不愿当“苏联傀儡”
的铁托、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很不放心。
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
而且，苏联仿效20世纪30年代（甚至1918—1921年）的做法，大肆宣传支持世界革命。
但实际上，苏联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尽量避免卷入国外纠纷。
然而，如上所述，华盛顿却认为，苏联在一步一步地推行一项以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必须加以“遏制”
。
1947年，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作出承诺，是华盛顿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1949年北约的成立，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北约成员国增多。
这表明美国决心保卫欧洲大部和中东一部，即从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到柏林墙到土耳其在亚洲的边界。
不过，这只是美国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的开始。
里约条约［3］和与加拿大的特别协定的签订，意味着美国要负责保卫整个西半球。
美、澳、新条约的缔结，则使美国又对西南太平洋的安全承担了义务。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东亚发生的军事对抗，导致美国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使华盛顿做出了援助日本、南朝鲜、台湾和菲律宾的保证。
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从而使美国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援，共同对付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侵略战争。
在中东，美国倡议成立了另一个地区性集团——巴格达条约（后来称为中央条约组织），这使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共同对付颠覆侵略有了组织保证。
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约旦则缔结了特别协定。
这不仅是由于美国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也是1957年出笼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要求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
1970年初，一位观察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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