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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人们有理由设想：美国的核优势有助于“抵消”
俄国人的常规部队优势。
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中，莫斯科没用几年时间就开始赶上美国，证明了自己的论断：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仅仅是一闪即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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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0）
原子弹的问世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形势”
，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能力，甚至有毁灭人类的能力。
从狭义和直接意义上看，这种新武器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对各欧洲古老国家的压力：要么奋起直追，要么甘愿沦为二流国家。
当然，就德国、日本以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很脆弱的意大利来说，它们没有希望加入核俱乐部，但伦敦政府则不然。
早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英国就没想不应该获得这种武器。
这不仅因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还因为核武器是“英国科学与技术优势的集中表现，是人口较少的英国的力量得以存在的依靠”
。
换言之，核武器被视为一种保持独立大国地位的较为廉价的手段。
法国不久也步英国的后尘，作了同样的考虑。
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上却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两国在几年内都不会获得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二是两国的核武库与超级大国的相比无足轻重；三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将会变得陈旧落后。
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伦敦、巴黎（后来还有中国）想加入核俱乐部的雄心和为此所作的努力，犹如1914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要拥有自己的“无畏”
级战列舰一样。
换句话说，这不是力量的反映，而恰恰是虚弱的反映。
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现在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其实，早在19世纪的古典外交中，意识形态就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当时“极右”
和“极左”
势力兴起，向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中心”
的流行观念发出了挑战。
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多级化竞争对手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在英国，像丘吉尔等保守党人希望与共产主义的俄国结盟，反对纳粹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帝国），人们难以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事务。
而且，在战争中，当务之急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便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
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西方也十分赞赏俄国人对“巴巴罗沙行动”
所做的抵抗。
这似乎冲淡了他们原先的相互怀疑——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生活》杂志在1943年曾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道：俄国人“长得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
。
《纽约时报》在一年后声称：“马克思的思想在苏俄已经销声匿迹了。”
这些情绪不管多么天真幼稚，但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愿接受以下事实：战后世界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国际和谐之中。
例如1946年3月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
，就在许多美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痛苦的反应。
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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