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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总数降至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主义的选择。
六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
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
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
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证明是人为的。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
就哈布斯堡帝国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
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和太平洋扩大了。
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
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或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哈布斯堡帝国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祖让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的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
）决定了结局。
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使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为之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是出众的。
由于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甚至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
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在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
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将自动地处于优势。
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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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7）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
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
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进行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作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
在这些重要方面，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
很快地产生了迪斯累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
；“军事革命”
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
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
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
由于不准顶替，以及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
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
这又转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一个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全力处理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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