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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水，很快因英国皇家军舰“勇士号”
而黯然失色，就像它的野战炮落后于克虏伯新设计的炮那样。
它的确在欧洲以外发挥了作用，但它的领地和它的影响，又远远没有英国广泛。
这一切说明了另一个难以衡量——和常常难以部署——法国的真正力量的尖锐问题。
它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各种因素混杂的大国，常常在其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利益之间进退维谷。
这种情况转而影响了它的已被意识形态和均势考虑弄得十分复杂的外交。
阻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比抑制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要求更重要吗？它应该设法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还是在英吉利海峡去向皇家海军挑战？它应该鼓励，还是反对统一德意志的早期行动？由于以上的每一项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所以看到以下的现象就不会惊奇了：人们常常发现法国人有矛盾心理，行动举棋不定，甚至在他们被视为欧洲协作体不折不扣的成员时也是如此。
但在另一方面，务必不要忘记那些制约法国的总的形势，反过来也使它能起到遏制其他大国的作用。
如果说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尤其是这样，那么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情况就开始如此。
仅仅靠它的面积，法国的复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低地国家，在更远的地方都有影响。
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试图影响奥斯曼的事态发展时，都需要把法国考虑进去。
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法国远比动摇的哈布斯堡帝国，甚至比英国，更构成了遏制俄国的军事力量。
法国破坏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
确保英帝国不能在非洲和中国沿海拥有完全垄断势力的国家也是法国，虽然在这方面较少引人注目。
最后，当奥地利和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
达到最高潮时，斗争双方对拿破仑三世可能做的和可能不做的事情，都表示深切的关心。
总之，随着1815年以后它的复兴，法国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中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强国，它在外交上很活跃，在军事上相当强，与它为敌不如与它为友——虽然它本国的领袖意识到，它再也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占有支配地位了。
四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俄国的相对力量在1815年以后国际和平和工业化的大部分时期趋向衰落——虽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1854—1856年）才完全地表现出来。
在1814年，欧洲曾经慑服于俄军的西进。
当沙皇随哥萨克旅进城时，巴黎的群众曾经谨慎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
和平解决本身主要基于保守主义的考虑，重点在于反对未来的领土和政治变动。
这种解决得到了一支80万人的俄国军队的保证——在陆地上这支军队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对手，就像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胜过其他舰队那样。
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这个东方巨人所压倒，甚至当它们与俄国宣布君主团结时，也害怕它的实力。
当专制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继承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如果有的话——扩大了。
尼古拉一世的地位因1848—1849年的革命事件而进一步加强，当时只有俄国和英国像帕麦斯顿指出的那样是“傲然挺立”
的强国。
哈布斯堡当局要求援助去镇压匈牙利叛乱的紧急呼吁，得到了俄国派出三个军的报偿。
相比之下，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对国内改革运动的动摇，再加上要求改变德意志邦联的各种建议，激起了俄国持续的压力，直到柏林宫廷接受在国内实行反动政策和在厄尔米茨做出外交让步时为止。
至于1848年以后的“变革势力”
本身，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打败的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或是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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