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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1750—1900年）
（以1900年联合王国为100）
很明显，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革命迸发出来的生产力的惊人提高。
比如说，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
，其份额继续增加。
当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们的份额也稳步增长，就像它们的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及其国家财富那样。
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不但它们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相对地减少（这完全是因为西方产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经济绝对地衰退了，也就是说，由于兰开夏纺织厂的远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它们的传统市场的渗透，它们非工业化了。
1813年以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结束了），印度进口的棉织品激增，从100万码（1814年）增至5 100万码（1830年），又进而增加到亿码（1870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国内生产者受到了排挤。
最后一点又回到了艾什顿关于“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
遭受折磨人的贫困这一论点上来。
中国、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一代一代地减少了它们总的按人口计算的收入。
由此，贝罗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也令人震惊——的见解：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118（2％比35％），只是联合王国的150（2％比100％）。
“西方人的冲击”
从各方面说，是19世纪世界强国力量所在的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之一。
它不但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方面——从沿海商人、航运者和领事等“非正规的影响”
直到种植园主、铁路建设者、采矿公司的更直接的控制——表现自己，而且也在探险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在西方疾病的传入，在西方信仰的传播等方面表现自己。
它既在各个大陆的腹地——从密苏里往西，从咸海往南——出现，也发生在非洲各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岛沿岸的周围。
如果说“西方人的冲击”
（譬如说）于英国人在印度建造的道路、铁路网、电报、港口和非军事建筑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遗迹，那么，它的更可怕的一面，却是与这个时期那么多殖民战争同时出现的流血、掠夺和抢劫。
的确，从科蒂兹［3］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了，但这时其步伐正在加快。
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前膛枪炮（雷管、来复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
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
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
这样，在1841—1842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
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
当然，险要的地形（例如阿富汗）的确可以减弱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锐气，在那些采用新武器和新战术的非欧洲军队中——如19世纪40年代的锡克教徒和阿尔及利亚人——抵抗力量也的确强大得多。
但是一旦战斗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武器的开阔地展开时，其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也许在19世纪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斗中，基切纳［4］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来复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万名###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
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止境了。
二 英国充当霸主？
在19世纪初期的这次扩张中，如果说旁遮普人和安南人、苏族人［5］和班图人是“输家”
（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么英国人无疑是“赢家”
。
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到1815年他们已经引人注目地取得了全球的突出地位，这是由于他们把制海权、财政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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