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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
，不用惊讶，到1622年，荷兰的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
其一是海外扩张。
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的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
“从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150只船到加勒比海。
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围，亚马孙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
联合省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1500年到1700年期间的主要世俗潮流之一；它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就给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
金融家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转移款项，给汇票记账和结算，发行债券），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已实行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
但它反映出联合王国的贸易财富规模更大，可靠性更强，特别是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愿意想办法保持货币可靠、有保证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
这样的结果是，总是有钱借给政府，这使荷兰共和国比它的敌人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由于它的信用好，还债及时，总可以用比任何其他政府优惠的条件借到钱。
这在17世纪是个主要优势，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为武装力量的费用不断上升，从1 340万佛罗林（1622年）增至1 880万佛罗林（1640年）。
即使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巨款，特别是因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战争而受损失，或者是直接损失，或者是贸易转入中立国手中。
因此，尽可能让公共贷款支持大部分战争费用在政治上容易些。
虽然这是造成公债猛增——荷兰省在1651年的债务为亿佛罗林——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对偿付利息的谨慎态度意味着信用体系从没有过垮台的危险。
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的退缩，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四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章的结论。
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
密切相关。
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当地王公或一个商业寡头政体之下），伴随着国家税收权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税的官僚机器也复杂多了，不像过去那样，国王们是“自己过自己的”
，国家的军队则靠封建征募。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经济变化已经破坏了不少旧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义务来互相联系。
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而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
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
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等等，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
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它的利益应该保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管他们享受的是哪种宪法形式，都应该为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而和谐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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