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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
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
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
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
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
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
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
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
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
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
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
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
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
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
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
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
纸币的使用被中止。
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
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
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
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
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
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
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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