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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民族独立的骚乱，奥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国的同情。
它在意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动，激起了所有阶级对哈布斯堡“狱吏”
的反抗，这转而对几十年以后的拿破仑三世有利，当时那个野心勃勃的君主能够帮助加富尔［9］把奥地利人赶出北意大利。
同样，哈布斯堡帝国出于经济原因不愿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而宪法和地理的限制又使它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
的一部分，这些情况使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他们于是开始谋求普鲁士的领导。
甚至连通常支持维也纳镇压革命的沙皇政权，偶尔也发现自己比奥地利更容易对付民族革命：在19世纪20年代，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合作，不顾梅特涅的一切反对去支持希腊独立的政策，便是证明。
事实是，在一个民族日益觉醒的时代，哈布斯堡帝国表现得越发不合时宜了。
有人已经指出，在其他的每个大国中，
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语言，共信同一宗教。
至少90％的法国人讲法语，同样比率的法国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天主教。
10个普鲁士人中有8个以上是德意志人（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
沙皇的7 000万臣民尽管包括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少数民族（500万波兰人，350万芬兰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300万混杂的高加索人），但仍有5 000万人既是俄罗斯人，又是东正教徒。
英伦三岛的居民中90％操英语，70％为新教徒。
像这样的国家是不需要花多大力量去捏合的；它们具有内在的凝聚力。
对比之下，奥地利皇帝统治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每想到这种情况，他就必定会呻吟不安。
他与其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但比这多一倍的人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
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根本没有答案。
被视为帝国中“即使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建制、也是最重要的建制之一的”
哈布斯堡军队，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多样性。
“在1865年（即为称霸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进行一场决定性冲突的前一年），在其军队的花名册上有128 286名德意志人、96 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 700名意大利人、22 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 700名罗马尼亚人、19 000名塞尔维亚人、50 100名罗塞尼亚人、37 700名波兰人、32 500名马札尔人、27 600名克罗地亚人和5 100名其他民族。”
虽然这样组成的军队几乎与印度王公下辖的英国…印度部队一样具有多种肤色和多样化，但它与同源性高得多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相比，也具有一切不利条件。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0）
这种潜在的弱点又伴随着缺乏足够的资金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帝国内征税的困难，但主要是由它微不足道的工商业基础引起的。
虽然现在历史学家谈论1760—1914年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振兴”
，但实际情况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工业化只在某些西部区域——如波希米亚、阿尔卑斯山脉各地、维也纳周围——出现，而帝国的较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依然没有触动。
因此奥地利本身进步了，但作为整体，帝国在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钢铁生产和蒸汽动力能量等方面，却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普鲁士。
更有甚者，法国战争的费用“在财政上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使它背上了大量公债和贬值的纸币的包袱”
，这实际上迫使政府把军费开支保持在最低水平上。
1830年，军队的拨款只相当于总岁入的23％（1817年为50％），到1848年，其份额已下降到20％。
当危机出现时（如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和1864年），增拨的军费就得到批准；但其数量从来不足以使军队达到满员的程度，而当看到危机行将结束时，增拨款项很快被削减。
例如，1860年的军事预算为亿弗罗林，到1863年下降到亿，在1864年与丹麦的冲突时增至亿，但在1865年被大幅度地削减到9 600万——这又是与普鲁士交战的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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