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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所固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
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而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
相形之下，轻便小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有必要强调“潜在威力”
一词，因为带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
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
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型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说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继续使用这种船。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比较灵便，因而比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
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
和“哥伦布时代”
（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
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设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
墨西哥、秘鲁和新世界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
既然中国政府曾自动地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厦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
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
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
最后，奥斯曼的海军实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奥斯曼的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
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丢失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
无疑，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
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
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头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
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
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它们不幸的敌人。
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战斗”
，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
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
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
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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