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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
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 ※ ※
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
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
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
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
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
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
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
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
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
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
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
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
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
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
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
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
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
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
这是痛苦的时刻。
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
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
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出什么不逊之言。
罗斯福说：
“我们将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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