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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计划；如果我能够完全按我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也要在1942年试一试“丘比特”
作战计划。
在我看来，在瑟堡建立桥头堡比较困难，比较不受人欢迎，在时间上来说也不能马上起帮助作用，而且最后也不会获得什么效果。
最好还是把我们的右手放在法属北非，而把我们的左手放在北角，等待一年，不要冒险硬攻德国在英伦海峡对岸的设防阵线。
上述都是我当时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我始终就没有后悔过。
但是，我非常愿意让计划委员会讨论讨论“痛击”
作战计划——攻击瑟堡的军事行动的名称——以及其他的方案。
我几乎可以肯定，对这个计划讨论得愈彻底，它就愈不会受欢迎。
如果我有发布命令的权力，我必然会选择“火炬”
和“丘比特”
两项作战计划，在秋季适当地同时执行这两项计划，而让“痛击”
作战计划通过谣传和虚张声势的准备中泄露出去作为牵制行动。
但是为了同我们可贵的盟国取得一致而和谐的行动，我不得不通过政治影响和外交进行工作。
没有我们盟国的帮助，世界就只有面临毁灭一条路了。
由于这个缘故，我并没有在14日的会议上提出这些代替方案中的任何一个。
在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以放心而愉快的心情欢迎美国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建议，将以英国为跳板，尽快地向德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下文我们将要看到，我们很可能极其容易地同那些把帮助中国和打垮日本放在优先地位的美国计划发生冲突。
但是从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建立同盟开始起，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顺应舆论的强大潮流，看出希特勒是主要的敌人。
就我个人来说，我渴望看到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在欧洲并肩作战。
但是我自己又很少怀疑，对细节——登陆艇以及其他等等——的研究和对战争主要战略的考虑，必然会推翻“痛击”
作战计划。
结果，大西洋两岸的军事当局——海陆空三军的军事当局——都发觉没有能力准备这项计划，或者是说——就我所知——双方的军事当局都不愿意承担执行这项计划的责任。
共同的愿望和善良的意志并不能克服无情的事实。
总之，我始终主张我在1941年12月致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所提出的理论，这就是说，（1）英美的解放军队应该在1943年在欧洲登陆。
除了从英国的南部进行登陆以外，他们怎么能够把全部力量运往欧洲呢？任何足以妨碍实现这一行动的事情，决不能去做；而任何足以推进这一行动的事情，就必须去做。
（2）与此同时，当俄国人以巨大的规模同德国陆军的主力一直在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必须同敌人交手。
这种决心也同罗斯福总统的思想根本相同。
但是，在发动横渡英伦海峡的巨大攻势以前的一年或十五个月中，我们又应该作些什么工作呢？事情很明显，占领法属北非的计划本身就是可能的、正确的，而且符合总的战略计划的。
我希望上述作战计划能够同登陆挪威的战斗配合起来，我仍然相信，同时进行上述两项计划是可能的。
但是在紧张地讨论这些无法加以衡量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丧失目的的简单性和唯一性的巨大危险。
尽管我希望同时执行“火炬”
和“丘比特”
两项作战计划，但是我绝没有意思让“丘比特”
破坏“火炬”
的计划。
把两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力量集中和配合在一个激烈的攻势中，是存在着种种困难的，我们决不能让含混不清的词句来使情况更加紊乱。
（3）因此，在英美两国军队能够在1943年在欧洲同德国人交手以前，填补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同时与越过沙漠从西边向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前进的英国军队取得配合。
到了最后，当所有其他计划和论点都消失的时候，上述计划就成了西方盟国的共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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