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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这些并非没有说服力的论点，就传播开了。
由于日本的威胁，国大党的态度变得更坏了。
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夫妇访问印度，当时，这种情况显现得甚为清楚。
他们访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绪，并且强调打败日本，对亚洲全部，特别是对中国与印度的重要性。
印度政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施加压力，希图英国屈从于国大党的要求。
战时内阁不能同意，一个外国元首竟在英国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与尼赫鲁先生之间，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分进行干预。
因此，我向大元帅写道：
1942年2月12日
我们在内阁的人们认为，你所建议的对在瓦尔达的甘地先生的访问，可能与我们团结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愿望有所妨碍。
这样也许可能会产生没有预期到的影响，即在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时候，反而强调了部落间的分歧。
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英国、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国的军队，与长期首当其冲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国军队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大元帅终于顺从了我们的意愿，而且，由于总督机智的协助，这种不合时宜的访问没有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而过去了。
※ ※ ※
2月15日新加坡投降。
印度的政界与报界反映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有增无减的争端。
为了希望建立某种联合阵线，某些国大党领袖提出要求承认印度的主权地位，以及成立一个全印国民政府的提议。
内阁对这些问题曾仔细地加以审议，因此，印度事务部与总督之间照例有大批文件往来。
我给总督一份私人电文，其中说明自己对印度自治政府的观点。
对于这件事我自然是有关系的。
几乎我的全部同僚们都感到，在战后必须以极隆重的方式给印度人民以自治领地位。
首相致印度总督1942年2月16日
我本人的意见认为，应当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贱民等等——把他们最优秀的领导人物提供给上述机构。
但是，此间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原则的提案，结果可能会把整个议会交给了国大党决策人手中。
这是与我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由各个大的公众团体与种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领袖加入议会，这个方法，无论在当时或是以后，都是我应该遵循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只与党派的政客们打交道。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些部长们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况，并对战时内阁提出意见。
出席的每一位部长都具有直接在印度获得的知识，主持会议的艾德礼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勋爵，精通印度政情，并且与甘地和尼赫鲁先生交情深厚。
枢密院院长约翰·安德森勋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长五年。
国防大臣詹姆士·格里格爵士，曾经担任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
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
其余皆为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无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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