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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第十七师的三个英印旅同占优势的、不断增加的日本军队战斗两周之后，被迫后撤至萨尔温江防线，并在这条防线的米邻周围以寡敌众，展开了进攻和反攻的猛烈战斗。
到了2月20日，形势明显，为了不使全军覆没，不得不向锡当河继续后撤。
在这条五百码宽的滚滚而流的大河上，只有一座桥梁。
第十七师的主力还不曾到达以前，桥头堡便遭到了一支强大日本军队的进攻；同时，退到桥梁处的行军纵队本身也被敌方一师新到的生力军所袭击，他们从侧面与我军进行遭遇战，桥头堡指挥官认为我们退却中的三个旅已经大大削弱，东分西散受到打击，事实上已投入了罗网；在如此的印象之下，他得到师长的批准后，下令炸毁桥梁。
当第十七师打开出路抵达河岸时，发现桥梁已被炸毁，前面只是滚滚流水，虽然如此，三千三百人依然设法渡过了这道天险，但是，身边只有一千四百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
所有其他的武器和全部的装备都损失了。
这是一次极大的灾难。
现在日本人与仰光之间只隔着勃固河防线。
第十七师的残余在这里重整旗鼓，来自印度的英国三个营和新从中东开到的英国第七装甲旅参加了他们的行列。
该装甲旅本来前往爪哇，由韦维尔将军调来缅甸，在后来所有的战斗中发挥了无比的作用。
再北面一点的第一缅甸师，在南掸邦由中国第六军接防之后，移至东吁南面，守卫着北通曼德勒的大路。
※ ※ ※
我现在不能不记述一下我们同澳大利亚政府关系中的一段悲痛的插曲，以及他们对我方要求援助的回绝。
我真不希望由我来叙述这些事实，但是叙述缅甸战役的经过情形却需要如此。
在国内，在澳大利亚，已有许多人只是片面地知道了这些情况。
最好将双方情形完全谈一谈，这样才能作出公正的判断，才能取得必要的教训，作为未来的指南。
在这非常紧迫的时期当中，伦敦的我国军政界充满了辛酸的感情，不过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之间意见是一致的。
可是不要忘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却迥然不同。
他们的前任者们在孟席斯先生领导下，建立了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并且派遣了不下于四个师的兵力，这些军队由他们顶好的壮丁组成，越过千山万水，援助母国进行战争。
对于这次战争的形成以及备战的疏忽，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从巴尔迪亚战役的时候起，澳大利亚军队和新西兰师就在保卫埃及的沙漠战斗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他们在胜利的前奏中显过身手，他们在多次悲痛的失败中也共过患难。
再过八个月后，第九澳大利亚师要在阿拉曼战役中发动进攻，而历史上将称之为决定性的攻击。
他们在希腊冒过所有的危险，受过许多的痛苦。
澳大利亚有一个师在柔佛打得很好，后来到了新加坡，被消灭了或是被俘虏了；对于这些情况，从未得到解释，而英国的作战指挥是有责任的。
锡当河的败绩似乎决定了缅甸的命运，帝国政府的资源与安排，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严重的不足和不当。
凡是了解情况的人，谁也不会怀疑，由于日本人拥有优势的兵力，掌握了整个制空权，掌握了制海权和自由选择的进攻地点，他们的猛攻就会在数日之内征服与控制韦维尔将军的美、英、荷、澳战区所属的整个广大地区。
所有澳大利亚的军事思想，都把新加坡当作整个防御体系中前哨阵地和前进阵地的关键，澳大利亚要依靠它来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美国重新掌握太平洋的制海权，以便美国军事援助到达澳大利亚，以便集中和组织澳大利亚军队来保卫他们的本土。
他们当然认为日本进犯澳大利亚是个可能发生的、迫在眉睫的灾难，它会使澳大利亚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遭到被日本人征服的恐怖。
对他们来说，正像对我们一样，缅甸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方面，但是日本的前进同英伦三岛的安全无关紧要，而对澳大利亚却有着致命的危险。
在我们的命运已处于无情的失败和毁灭的形势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英国的指挥作战能力和我们在国内所作的判断，已失去信心。
他们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拿出一切可能集结的力量，来应付威胁他们城市和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危险的时候。
另一方面，我们不禁感觉到，当1940年我们处在更接近、更可能发生的同样可怕的危险时，我们并没有失去理智，或者为了其他生死攸关的需要，即使增加自己的风险也毫不犹豫。
因此，我们感到有权利要求他们作出一个同样的决定，如同1940年8月为了保持沙漠地区，我们决定派去我们薄弱的装甲部队的一半兵力去保卫埃及那样。
而且这样做也不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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