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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挑的有些担子，应该解脱了。”
这种看法是始终不变的，还有许多理论硬要人接受。
我很高兴地接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①爵士以下的来信：
①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于1918年任军事作战总监。
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在法国陆军的实力问题上攻击了首相劳合·乔治先生。
他被免了职；下议院展开了一场重大的辩论，接着作了一次表决。
自由党人当时究竟是投阿斯奎斯先生的票，还是投劳合·乔治先生的票，后来作为战后选举的测验。
莫里斯将军在1932年任英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我曾同某些议员谈论过，觉察到你会受到一种压力，不得不恢复劳合·乔治先生在1916年至1918年为配合政策与战略所采用的制度，取消国防大臣一职，使三军参谋长直接同一个由不管部大臣们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发生关系。
我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制度有过两年半的经验，我觉得你的制度，除了一个例外，在两者中是比较好的。
我在帝国国防学院里，又在各军事学院里，多年来就主张这样的制度。
我觉得应有一位国防大臣，个人同三军参谋长直接进行接触，而在战争时期唯一可能担任的国防大臣的便是首相。
从一般的原则谈到特殊的事实，你有莫大的长处，跟海陆空军士兵有共同的语言，这在政治家中是罕见的。
要三军参谋长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办法，免不了会大大浪费各参谋长的时间；他们在战时内阁会议中比不上他们同首相进行密切联系时，能够畅所欲言。
据我从局外看来，现行制度中唯一的缺点，是联合计划委员会。
我的经验是，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们，依据职权，对自己岗位上的任务都忙不过来，自不能专心致志从事联合计划的工作；到了碰头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倒是找出困难，表示反对。
我认为要作出有效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要选择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在他制订计划时予以必需的帮助，然后要他将计划送给你和三军参谋长核准。
那么，计划是否合用，实施时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是否具备，都是由你和三军参谋长来决定的了。
在这严重的关头，特向你表示我的同情和祝愿。
你的真诚的F．莫里斯
我向弗雷德里克爵士函复致谢时补充说（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提出一个‘任务’时，根据任务的性质，应有三军中一军的一位军官确实地置于其他人员之上。”
我下定决心将指挥战事的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只有使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一职，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
在克服反对的意见和处理分歧而冲突的观点时，比起有权作出决定的本身来说，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麻烦。
最重要的是在最高职位上要有领导全局的统一思想，切实地进行协助和修正，而在完整性上不致有所分裂。
如果我被免去国防大臣的职务，我当然不愿蝉联首相，即使只一个小时。
这一点既为众所周知，它就驳回了所有的甚至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提出的诘难；许多关于组织委员会或其他一些非个人的机构等好意的建议，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必须对所有帮助我获得成功的人表示感谢。
第六章 新加坡的沦陷
对于新加坡未曾进行调查——珀西瓦尔将军的部署——已经削弱的守备队——白厅中没有幻想——破坏工事的重要性——美、英、荷、澳战区的总政策——2月2日我致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新加坡空军力量的薄弱——2月8日日军横渡海峡——他们在岛上站稳了脚跟——2月10日我致韦维尔将军的电报——韦维尔绝望的复电——11日和12日全线激战——日军受挫——不幸的撤退队伍——新加坡市内的严重情况——韦维尔下令坚持防御——2月14日他给我的电报——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容许韦维尔有权决定投降——他给珀西瓦尔将军最后的命令——投降——罗斯福总统的来电。
据我判断，在战事正酣的时候，派皇家委员会调查新加坡沦陷的原委，是不可能的。
我们抽不出人员、时间和精力来。
议会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我当然想到，为了对有关的官兵作出公正的判断，一旦战斗停止，应立即就全部的原委进行调查。
只是后来的政府没有开始进行罢了。
好多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证人已去世了。
也许我们始终不会有一个称职的法院，能对英国史上最惨的溃败和规模最大的投降作出正式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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