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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县志》记载：“国姓公卧病当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黄风大作，初三更风雨交加，台江及安平外海波浪冲天，继而雷震电闪，如山崩地裂……初五日，天平雨晴了，初八日，国姓爷归天。”
郑成功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屈指算来，他生于1624年，正是台湾被荷兰人侵占的那一年，而去世则恰恰在他收复台湾的这一年，好象冥冥之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美丽的宝岛而生。
第86章 大清之亡一纸书
满清王朝之灭亡，实乃缘于一纸书也。
此“一纸书”
就是孙中山先生1894年初写的《上李傅相书》，后世称为《上李鸿章书》。
这次上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即1885年到1894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
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
以“富国强兵”
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国内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左宗棠击败沙俄，成功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摧毁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
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战争后的《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
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幻想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鸿章能够利用他在朝廷的高位，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施行新政，推行改良，从而实现自强之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出于这种思考，年轻的孙中山决定上书李鸿章。
那时，他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
1894年1月底，孙中山回到家乡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多天写出了洋洋万言、思想精深的鸿文《上李傅相书》，他在其中提出“富国四策”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冀望出现一个能够改良时政的政府，采纳他“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
的治国谋略，实践他改变苦难民族生存环境的愿望。
是年二月，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一同北上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时李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已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同时，他兼理外交，兴办洋务，又与外国人接触颇繁，位尊权大，驰名中外。
临去天津前，改良派元老郑观应及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所信赖的盛宣怀和慕友罗丰禄等人，竭力加以推荐。
可是，孙中山虽然不惮路途遥远关山险阻前往天津，并对此次上书做了充分准备，寄予极大期望，然而结果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事与愿违。
“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
，但那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军务繁忙的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顾不上这类接见，更无暇考虑这些和平时期的改革建议，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
回到上海。
上书受挫之前，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改良处于主导地位，受挫之后，革命和改良在他的头脑中展开了拉锯战。
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孙中山与好友在六七月间到达北京。
此次北京之行让孙中山充分目睹了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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