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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李党”
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
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卖身投靠李党，忘恩负义。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经两入秘书省，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但经历同样短暂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对于深处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我们而言，李商隐守着如此多的权力和人脉上的资源竟还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解。
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当时如果他能义无返顾的投奔牛党，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就要昧着良心看着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贬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忘恩负义”
的十字架，同时要随时准备着在李党得势后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张挞伐，他又能做得到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牛党得势，就向牛党投怀送抱，李党掌权，便对李党暗送秋波，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都可以稳坐“钓鱼台”
，居“庙堂”
之高，而不是处“江湖”
之远，然而，锦心绣口、满腹华章的大诗人李商隐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但是，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理想主义的诗人们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着的，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是却布满了荆棘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场，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
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两百年后北宋末年的苏轼能与之“媲美”
。
王安石在台上时，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因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被一贬再贬。
人生不幸诗家幸，李商隐虽然“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为无数后人所钟情所仰慕，如果诗人在天有知，定会露出会心的、满足的微笑。
第62章 天下第一滥人朱温
五代十国是个乱世，这个乱世要从一个滥人说起，这个滥人就是朱温。
朱姓有一副对联，道是：上下两皇帝，千古一圣人。
前面说的是朱温和朱元璋，后面指的是朱熹。
朱熹和朱元璋倒还值得夸耀，虽然一个小节有失，一个手段狠些，可这朱温却的的确确不是什么好鸟，小节大节全无，可谓无耻之尤，行事之狠毒，比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算得残忍至极。
朱温原本是砀山乡下的一个破落户子弟，和《水浒传》里的高俅差不多的光景。
他爹是个苦命的教书先生，儿子还小的时候就大撒把驾鹤西游去了，没人管教的朱温馋吃懒做，游手好闲，长成了一棵歪脖树，但他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力大无比，而且寻思着凭这把力气混出个模样来，吃香的，喝辣的，包些个二奶、三奶、四五六奶。
谁曾想瞎了眼的老天爷竟然给了他机会，他竟然还抓住了。
那时正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各地兴起了不少农民武装，野心勃勃的朱温参加了离家不远的黄巢起义军。
命运之神大概那些日子吃错了药，竟然给他一路大开绿灯，让他很快从一个小卒子变成了黄巢手下的一员大将。
朱温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脸皮也越来越厚，心也越来越黑，厚黑学的造诣日益高深。
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在评论《三国》时说：曹操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心足够黑；刘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脸皮足够厚；孙权虽黑不如曹操，厚不及刘备，但二者兼而有之，故也能成就一番基业，而司马懿极厚黑之大成，无人能比，因此三分归晋一统华夷的重任非得由他的子孙完成不可。
朱温在厚黑上绝对不逊色于司马懿，但他出身草根阶层，在能力魄力影响力上和世代高干子弟的司马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始终只是大河南北最大的割据者，而不能拿下全国的地盘。
让我们看看黑心肠和厚脸皮把朱温催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朱温是在黄巢起义的第三年，即公元877年加入义军队伍的，此后凭借军功一步一步升了上去。
黄巢对这个既有力气眼皮子又活的家伙青眼相加，委以重任，880年进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任命他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负责最重要的东面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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