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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会有深深的宿命之感。
此时，王维、杜甫、岑参三位著名诗人齐聚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人共同演绎了一桩诗坛盛事，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早朝大明宫唱和”
——中书舍人贾至（就是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提到的“贾亭”
的修建者）早朝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
此诗一出，引起了诗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写诗唱和，虽然这些富丽堂皇的诗都是歌颂大明宫上朝之情景，在艺术上没有多少独到之处，却为后人呈现了乱世诗坛愁容之中难得的一点喜色。
这个时期，待人至诚、情深意重的杜甫一直在关心怀念着远方的故人李白，他白天忆李白，夜里梦李白，为不幸蒙难的老朋友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也许是杜甫的真情感动了上天，李白的命运不久出现了转机。
公元759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大节度使因无统一指挥兵溃相州（今河南安阳），同时关中地区大旱，唐肃宗为安定民心大赦天下，宣布“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
。
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得到赦免后，立即乘船东归与家人团聚，起身时写下了《早发白帝城》的千古绝唱。
朝廷的日子不好过，叛军更是乱得厉害。
就在这一年，安禄山的老搭档史思明杀死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攻占洛阳后，他有样学样地当起了“大燕皇帝”
。
大抵在同一个时间，朝廷的大赦让李白从东面离开了当时的巴蜀，而政府的无能却使杜甫不得不丢弃不能糊口的官职从北面进入没有受到叛军祸害的四川谋求一条生路。
此时此刻的杜甫是一个逃难之中的诗人，生活自然是凄苦的，更惨的是，他连个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没有，只得投亲靠友，寄人篱下。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60年，苦命的杜甫才在四川成都有了自己的所谓的家，那是建在西郊浣花溪畔的几间简陋草房，每逢下雨，则“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处境之苦可想而知。
可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我们的诗人杜甫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的伟大诗句。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杜甫的老友高适从军界转到政界来四川担任彭州刺史（后转蜀州刺史），给他的窘困生活带来一些转机。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适对在政治上无意中站错队的李白有些无情无义，落井下石，他对杜甫还是不错的，不仅寄诗问讯，还时常馈赠衣食。
正是朋友间的友谊重新激起了高适那因为身居高位而即将罄尽的才华，写出了《人日寄杜二拾遗》这首非常打动人心的诗歌，杜甫读之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
公元761年，在李光弼的打击下，史思明屡战屡败，更糟的是后院起了火，最终，他步了好哥们、老搭档安禄山的后尘，也被儿子杀死了，他的儿子名叫史朝义，这是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个“大佬”
。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思明比安禄山幸运，因为他和大诗人王维死在同一年。
虽然后世总是把李白和杜甫并列为唐诗两大巨星，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李白齐名的不是杜甫（杜甫是后来居上的），而是王维。
王维生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尚书右丞，对于文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啦，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王右丞的原因。
虽然是被迫的，但王维确实背叛过大唐王朝，然而却因为有一个好兄弟而保住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得以悠哉游哉、安逸轻松地在“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的准隐士状态下度过了余生，而同为大诗人的李白之晚年却要惨淡清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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